1988年参加作业以来，至今已有34年，阅历了5个作业单位。大致阅历如下：1988年至1993年在家园的村小学张塘小学教学；1994年至2006年，在舒安乡政府作业；2007年至2017年在原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就事处作业；2018年至2020年4月底在江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作业；2020年4月底至今，在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产业园作业。

  在这5个单位中，除开在一头一尾的村小学和庙山产业园这两个单位共8年时刻外，在其它三个单位作业的26间，从事机关文字作业就有20年。其间，在舒安乡政府搞了七年多，在庙山就事处搞了10年，在开发区管委会搞了两年多，三次合起来20年。在行政机关搞文字作业时刻长达20年，这样的案例很少很少。

  写资料是个苦差事，不是没有办法了，估量没人乐意干这一行。有本事的人，往往写个两三年或许三五年，就会升官或调整岗位，不再搞这一行。只需我这样厚道、本分，只知道静心干事，不会跟领导搞联系，又没有经济条件找门路的人，才会板凳一坐十年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单位磨笔头，吃这碗辛苦饭。

  再厚道、再本分、再胆怯、再吃苦耐劳的人，其耐受性也是有极限的。对我这样的小角色来说，假如自己不提出恳求，领导是不会自动给你调整岗位的，哪怕你在这个岗位一向搞到胡子拖鸡屎，他们也会漠然置之、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在这三次从事文字作业中，每次脱节写资料这个桎梏，都是我自己自动提出恳求，有的乃至是通过重复、屡次恳求，领导才终究放行的。

  我于1994年2月份到舒安乡政府从事文字作业。到2001年上半年，现已在这个岗位接连作业了七年多。这七年里，我默默无闻静心苦干，对作业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从二十四五岁干到了三十出面，年年都被区委作业室评为全区党办体系先进作业者，被区委宣传部评为全区“十佳（优异）新闻作业者”。其间，1995年患胃出血，因得不到充沛的疗养而落下病根，成了久治不愈的老胃病，身体被拖垮，未老先衰。我在这儿奉献了自己的芳华和健康，可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报答。早在去乡政府作业前的1992年，我就现已通过了五大生聘干考试，具有市聘干的身份，而且接纳单位便是舒安乡政府。因为这个市聘干只处理户口和干部身份，没有编制和人头经费，所以此前乡政府一向都没有真实接纳我，没有给我安排作业，仅仅在聘干表上“接纳单位”栏里给我盖了个章子。

  1993年，我在业余写作上取得了一点小成果，乡里正好需求一名从事文字作业的人员，这才赞同让我到乡党办写资料。可是一晃七年时刻过去了，主要领导都换了几茬，我仍然是山河仍旧依然故我，乡里什么问题都没有给我处理。因而，我早就丧失了作业热心，也早已厌烦了这项作业。2001年5月份的一天，我鼓足勇气，将自己要求调整岗位的书面资料递给了其时的乡党委书记刘平同志。刘平同志看了资料后说，这事等我和徐乡长（指时任乡长徐旭东同志）研究一下再说。

  过了几天，通讯员告诉我去书记作业室，说是书记、乡长找我。我去了书记作业室，书记、乡长两个人都在。他们对我说，司务长老夏（夏水舜）立刻要调回老家鄂州，假如你乐意，等他调走后，能够接手他的作业。我当即表明赞同。到6月份，老夏调走后，我就转岗到了机关食堂，担任司务长。不过司务长没干到半年，就发生了“扶贫风云”。

  这年11月份，我反映武汉市纪委小康作业队大搞、官僚主义的一篇报导《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风格咱们看不惯》一文，在《湖北农民报》头版头条刊发，触怒了市纪委扶贫作业队队长胡延华。胡延华是从前的党内最高领导人同志的养女，正宗的“皇亲国戚”，这一下惹下了大祸，从副市长胡国璋到区委书记李传德，再到乡党委书记刘平、乡长徐旭东等市区乡三级领导都怒发冲冠，差点将我开除，终究给了我六条处置，勒令我“就此搁笔”。后来我又搞了几年统计作业。

  2007年头，我从舒安乡政府商调到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就事处，持续从事机关文字作业。这一干就干了10年，比年青时在舒安乡还要干得久些，阅历了三任主要领导。2016年末，得知其时的就事处主任樊友华同志要调集后，我将自己想调整一下岗位的主意跟他和分担的领导都作了报告，请他在临走前把我从写资料的岗位上换下来。樊友华同志和行将退休的党委书记张宏田同志让分担领导和作业室主任物色接手的人选，成果过了一两个月，他们没有任何动态。我一看姿势不对，假如在一把手调走前没有找到接手的人，我调整岗位的主意就会失败。求人不如求己。我不再把寻觅“下家”的期望寄托在分担领导和作业室主任身上了。我决议自己出手，赶快找到接手的人选。后来，我托付曾经在《江夏报》当修改的朋友曹俊华给我引荐人选，曹俊华就引荐了其时在江夏区一家归纳信息门户网站“江夏热线”作业的小侯。看了小侯的资料后，我觉得能够，就将小侯的状况向分担领导和作业室主任作了报告。正好第二天开班子会，经请示分担领导和作业室主任赞同，第二天我就带着小侯一同列席了班子会。会上，分担领导和作业室主任介绍了小侯的状况。两个主要领导都是立刻要走的人，他们当即表明赞同。成果，不到两天，樊友华同志就正式调走了，张宏田同志也退休回家了。就这样，我总算赶在他们临走前脱离了文字作业岗位，再次挣脱了现已戴了十年的桎梏。

  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左右的时刻，到了2018年2月份，依据省委巡视整改意见，区委、区政府对原江夏经济开发区四个就事处进行整合，重新组建了实体运转的江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确认管委会作业室从事文字作业的人员时，担任筹建的领导点名要求我去。原本我是死活都不乐意的，一来担任筹建的领导是我的老领导，素日联系不错；二来他说只需我去搞年把时刻，等管委会作业走上正轨了就给我换个岗位。这样，我不得不第三次披挂上阵，重操旧业，又到开发区管委会持续写资料。

  2018年年末，我把恳求调整岗位的主意向开发区行政一把手、时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柳长胜同志作了报告。柳长胜同志对我的主意表明了解，让我再去向分担机关的领导、开发区人大工委主任韩飞同志报告一下。韩飞同志说，你的状况咱们都知道。现在也不是调整岗位的时分，等下一年开年再说吧。

  到了2019年年头，我又把这个作业跟柳主任提了出来，柳主任说，他赞同，让我去跟开发区工委书记、副区长吴建国同志报告一下。我就瞅了个时机，拉着作业室主任秦爱芬同志一同去向吴建国同志作了报告。吴建国同志说能够，等把年头作业大会开完后再说。

  开发区作业大会开过之后，我又去找了吴建国同志。他容许得很好，说是让安排人事处处长万萍同志找一个人来接手我的作业。可是万萍同志一向没有执行这个事。后来，万萍同志又被抽去搞巡察，我请柳主任让秦爱芬同志物色人选，柳主任说，秦立刻要升官了，不会管这些事的。

  后来，继任的作业室主任程化儒同志征得领导赞同，先后找过两位年青同志说话，期望他们来顶替我的作业，但这两个年青同志情绪都很坚决，不肯接手。这样重复了几回，我也欠好老是去找主要领导，这事又拖了下来。

  到了2019年年末，原管委会主任柳长胜同志升任了副区长，调到区政府作业，本来的安排人事处处长万萍调整为招商处处长，我又去找了吴建国同志和时任管委会主任刘仕斌同志。刘仕斌同志其时没有清晰表态赞同，仅仅说你说的这个作业，咱们心里有数，今后归纳考虑。吴建国同志仍是表明赞同，让我把新任的安排人事处处长薄鹏举同志找来，他亲身跟薄告知。成果，那天薄鹏举同志不在。再后来，有时薄鹏举同志在单位，吴建国同志又不在管委会。这件事一拖就拖到了2020年春。

  2020年头，武汉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击，疫情防控作业十分严重、繁忙，这种状况下，我天然欠好提出岗位调整的作业。

  直到2020年4月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业转入常态化之后，我才再次向工委书记吴建国、管委会主任刘仕斌两位主要领导提出这件作业。在他们向其时的作业室担任人薄鹏举表态赞同调整我的岗位后，薄鹏举同志才着手物色了一名年青同志来顶替我的作业。这样，通过许多弯曲后（其间还有许多曲折，包含跟相关领导闹得很不愉快的细节，这儿就不方便具体介绍了），我才终究得以脱离管委会作业室文字作业岗位，自动要求回到现在的庙山产业园作业。

  三次岗位调整，一次比一次困难。好在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作业发生了。